首先，对于符合CAA要求的6大宗教群体数量，目前尚未有准确的统计。根据印度内政部向联席议会委员会提供的记录显示，目前该6大宗教群体中已经向印度当局提交庇护申请的人数共31313人，其中印度教徒25447人，锡克教徒5807人，基督教徒55人，佛教徒2人以及拜火教徒2人。[4]当然，这些只是官方登记在册的，实际应远超于3万人。

  其次，CAA并不简单是一个孤立修正案，对其意图的探究需要结合早前在阿萨姆邦完成的“国家公民登记册”（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 NRC）。

  NRC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用于阿萨姆邦合法公民的登记，于2013年开始做新一轮的更新，并最终在最高法院的监督下于2019年8月公布了最新表单。

  NRC目前只应用于阿萨姆邦的原因主要在于，该地区族群种类与族群关系极为复杂，包括说孟加拉语或阿萨姆语的印度教群体、部落民群体以及群体等，且长期以来该地区饱受偷渡客和所谓 “外来者”的困扰。

  NRC名单登记需要阿萨姆地区居民提供一系列证明性材料，证明其本人或直系亲属在1971年之前来到阿萨姆地区，包括出生记录、选民卡、移民局证明等，而NRC的最终出炉也代表着将正式区分合法居住者和非法居住者，并对后者实行强制性的驱赶或遣返等措施。

  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然对于印度的行政执行力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包括一些军人、医生以及公务人员在内的世代居住者都并未出现在2018年NRC初始名单上，被视为“偷渡客”，要进一步向外国人法庭（Foreigner Tribunal）申诉。排除行政疏忽或操作性的失误，2019年的NRC最终将约190万的居民视为“非法外来人口”，其中来自孟加拉国等地的印度教徒约50万、群体约70万。

  因此，CAA的正式推出也代表着这些被排除在NRC外的近50万印度教徒可以依法以“宗教迫害”的理由申请正式公民身份，进入NRC；而剩下的近70万名群体则继续进入冗长的司法诉讼和审核，无法享受印度公民待遇。

  最后，“NRC+CAA”的组合更像是一个筛子，筛选出符合政府要求的公民。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在今年10月的议会讨论中提出， NRC应该不仅适用阿萨姆邦，政府正考虑将其应用到全国范围内。而今CAA的正式通过也代表着，倘若之后全国范围内被排除在NRC以外的印度教徒都可以依靠CAA申请获得公民身份，而群体则进一步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NRC+CAA”的组合拳似乎才是此次修正法案所带来的潜在杀伤力。

  在古瓦哈蒂举行的反对CAA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烧毁了木块和围板。（图/ANI）

  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在阐述政府推动该议案的理由时，将整个背后的逻辑起点放在印度党（国大党）因采取宗教标准而造成印巴分裂后的惨痛结果，而印度人民党政府为弥补常年在巴基斯坦等国家受宗教迫害的非群体，才力推该项公民身份修正法案。换句话说，印人党政府的逻辑是一种高尚的“善”对国大党历史上的“恶”。

  不过，阿米特·沙的逻辑起始点立即遭到了国大党的反对，人民院议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认为内政部长“没有好好上历史课”，并解释说，在整个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国大党从始至终坚持未来的印度应具有多元代表性，反而是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和联盟（由线年提出印度教徒和穆斯利教徒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从而带来最终惨痛的结果。

  无论是善也好，恶也罢，二者的论述都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抑或说老生常谈的议题——印穆冲突。

  若跳出修正案内容本身，作者觉得印人党此次推动法案恰恰本质上围绕着印-穆裂痕，同时具有短期性的和长期性的两个意图。

  短期意图表现在，法案推出的时间以及印-穆话题似乎最能满足转移国内观众视线的现实需求。

  CAA不仅仅服务于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6大宗教移民群体，此法案在莫迪第二个任期内推出更大程度上为了短期内引导社会舆论焦点，尤其避免过度关注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乏力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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